近年來，草原生態保護與恢復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問題之一。近日，《中國綠色時報》記者就相關問題對北京林業大學草業與草原學院院長董世魁教授進行了專訪。

草原生態保護需加強基礎科學研究

草原作為覆蓋陸地面積最大的生態系統，具有防風固沙、涵養水源、凈化空氣及維護生物多樣性等重要生態功能，對社會、經濟、生態及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具有極其重要的影響。我國是世界擁有草地資源最豐富的國家之一，草地總面積近4億公頃，約占國土面積的41%，草地可利用面積3.3億公頃，占天然草地資源總量的84.27%。

近年來，受家畜超載放牧、工礦建設、征占用等因素影響，我國大部分草原存在不同程度的沙化、石漠化、鹽漬化等退化現象。董世魁介紹說，我國的草原退化面臨著退化面積大、退化類型多樣、退化成因多樣等問題。20世紀90年代，我國草原退化面積超過90%，如北方地區的沙化退化，青藏高原地區的黑土灘型退化等多種類型的退化問題。

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我國開始加大草原生態保護與恢復力度。董世魁告訴記者，我國北方京津地區風沙源的治理取得非常好的成效，庫布其沙漠治理就是成功的范例。

我國草原生態保護和恢復應加強基礎科學研究。草原退化表面上看是植被減少、蓋度下降，但還有支持它的地下土壤系統的改變，比如土壤的微生物和養分變化等，弄清生態系統變化的機理，草原生態恢復工作就有了科學依據。董世魁說，不同類型的退化草原進行恢復治理時，一定要清楚用什么樣的種子，用什么樣的土壤改良劑，用什么樣的機械，草原生態恢復工作需要有系統性的科學研究做支撐。

走草原可持續發展之路

距1985年《草原法》出臺，時間已過去了30多年。《草原法》作為生態文明制度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事關草原保護修復長遠發展，涉及億萬農牧民切身利益，是草原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保障。

董世魁說，過去我們更強調草原的生產功能，現在注重生產和生態功能并重，在注重草原生態功能的同時，也希望草原的生產功能能夠繼續發揮作用，因此草原的生態資產、生態價值的核算，也應列入《草原法》里。此外，應嚴格定義草原資源的有償使用和草原生態恢復過程中的補償，并在延續的基礎上，對草原的邊界重新界定。

圍欄禁牧確實對草原生態保護和修復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董世魁說，20世紀七八十年代，為了草原合理利用進行的草原圍欄主要是用于劃區輪牧或確權用的。2000年左右草原生態恢復工程實施的時候，草原圍欄無論是從生產的角度和生態的角度，都起到了積極作用。草原的恢復一定要看閾值，達到一定的閾值后草原就恢復健康了。從2000年開始實施退耕還林還草到現在，有些地方已經達到可以放開圍欄的程度。生態學上有個詞叫中度干擾理論，即生態系統在中度或者適度干擾的狀況下，它的穩定性、多樣性都是比較高的。從長遠角度講，應根據草原類型合理地建設圍欄，在水草條件比較好的地方，如青藏高原東部的草甸區等建設圍欄，實行劃區輪牧，適度放牧對草原恢復保護是有幫助的。

草原生態恢復需“對癥下藥”

有“世界屋脊”之稱的青藏高原是世界面積最大的高寒草地分布區，特殊的地形、地貌形成了高寒草地景觀，但是嚴酷的自然環境使這里的草原保護與修復十分艱難。

從2004年開始，我國推行了退牧還草工程，董世魁和團隊結合退牧還草工程對青藏高原草地生態保護和恢復做了一系列研究。董世魁告訴記者，草原退化就像人生病一樣，需要“對癥下藥”，也就是要先判斷草原退化的癥結所在。我們給草原退化程度做“診斷”，研究提出了植被退化指數，量化草地植被的退化程度。草地作為一個生態系統，土壤也十分重要。在診斷過程中，我們又構建了土壤質量指數。草地生態系統是一個完整的綜合體，它不可能單要素存在，我們把植被、土壤和動物都綜合進來后，又構建了一個整合的綜合性指數，叫生態系統健康指數。通過這些指數的遴選，把草原退化分為輕度、中度、重度和極度4個退化等級，提出分級恢復措施。對輕度退化的草地采用自然恢復手段，對中度退化草地采取人工補播的手段恢復，重度和極度退化草地則需要進行人工改良或重建。這樣的過程被稱為分級恢復退化草地。

明確分級恢復措施以后，就要分類恢復退化草地。董世魁說，在青藏高原研究中，從草原退化診斷到不同退化類型的恢復措施研究以及恢復措施效果評價，團隊都做了一系列研究。研究發現，高寒草原的退化類型主要表現為沙化，對于極度退化草地，利用人工重建的方式進行恢復，但它需要的草種和普通草原完全不同。

青藏高寒草原修復面臨種源缺乏的問題，這也是我國在草原生態恢復領域普遍存在的問題。董世魁說，我國草種研究相對薄弱，生態恢復所需草種的現存最大問題是種源缺乏，很多時候是無種可用，沒有商品化的生態恢復專用草種，而且草種育種技術手段相對落后，種子本土化目前比較薄弱，這些都限制了我國草原生態恢復和草業綠色發展。

來源：中國綠色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