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在廬山召開的三次會議

©原創(chuàng)2022-04-26 11:59

1959年至1970年，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曾先后在廬山召開三次重要會議：1959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1961年中共中央工作會議、1970年中國共產黨第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三次廬山會議在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進程中都產生了重大影響。期間留下的經驗和教訓是寶貴的精神財富，值得深刻總結和銘記。

1959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八屆八中全會

1959年6月上旬，中央曾決定，7月初在河南鄭州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內容有兩項：一、總結1958年11月鄭州會議以來的糾“左”工作；二、調整修改1959年的國家經濟計劃指標。

不久，毛澤東決定將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改在江西廬山舉行。目的是使會議的參加者們在緊張的工作之余，遠避炎夏酷暑，認真學習，并能在會議期間得到稍事休息。因此，籌劃中的此次會議，被稱之為“神仙會”。

6月28日，毛澤東到達武漢乘“江峽”輪，29日到九江。同乘“江峽”輪有劉少奇、朱德、周恩來、林伯渠等中央領導人。當日清晨，毛澤東登上廬山，下榻“美廬”別墅。

7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廬山人民劇院舉行。出席會議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各省市、自治區(qū)黨委第一書記，中央和國家機關一些部委負責人等共69人。

關于這次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原擬定了所要討論的問題,共十八個題目：一、讀書；二、形勢；三、今年的任務；四、明年的任務；五、四年的任務；六、宣傳問題；七、綜合平衡問題；八、群眾路線問題；九、加強工業(yè)企業(yè)的管理問題和提高工業(yè)產品的質量問題；十、體制問題；十一、協作區(qū)關系問題；十二、公社食堂問題；十三、學會過日子問題；十四、三定政策；十五,農村初級市場的恢復問題；十六、使生產小隊成為半基本核算單位；十七、農村黨團基層組織領導作用問題；十八、國際問題。

當《討論問題》打印稿送呈毛澤東審閱時，毛澤東作了大量修改，還增加了1個討論問題：團結問題，從而《討論問題》成了19個。并在“討論問題”前，加上了“廬山會議”四個字，于是此次會議議題成為《廬山會議討論問題》。“廬山會議”由此而定名。

7月2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毛澤東對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要討論的問題作了講話，對19個問題的討論定下了基調。講話中毛澤東指出了1958年以來工作中出現的問題，總結了“大躍進”的經驗教訓，提出了調整經濟指標，主張以“農、輕、重”為序安排國家計劃等。他認為1958年以來黨的路線方針是正確的，需要繼續(xù)堅持。“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成績是占主導地位的，應該充分肯定。對于1958年以來的工作以及目前的形勢，認為“成績很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

7月3日開始，參加會議人員分成東北、華北、西北、華東、中南、西南6個組，分別舉行小組會議，根據《廬山會議討論問題》進行討論。

毛澤東登上廬山后,寫了氣勢磅礴、雋永悠長的七律《登廬山》，大家爭閱傳誦，感染而發(fā)，廬山一時詩風大盛。董必武作七律《初游廬山》、《游玉淵記沿途所見》，朱德作七律《和董必武同志初游廬山》、五絕《廬山云霧茶》，林伯渠寫了七律《廬山即景步董老初游廬山韻》、填詞《浪淘沙·廬山即景》，謝覺哉寫了七絕《游海會秀峰等處》二首，陶鑄寫了七律《和董老游廬山詩》，康生寫了《朱履曲·仙人洞》……這些詩詞，既是對廬山奇秀峻逸的歌吟，反映出廬山會議初期的氛圍，又為廬山留下了寶貴的文化遺產。同時也為研究廬山會議的進程留下了歷史的觀照。

7月12日，彭德懷想同毛澤東當面談談自己的看法，某些原因未能如愿，于是7月14日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7月16日，毛澤東在彭德懷的信上加了《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的標題，作了批示，印發(fā)給會議討論。各會議組討論的結果，不少人贊同彭德懷的意見，但也有人對信中意見，直接提出了批評。7月23日，召開全體會議。毛澤東作了長篇講話，對彭德懷等人進行了猛烈的批評，扭轉了會議方向。由此，會議氣氛急轉直下。7月29日,毛澤東召集各大區(qū)負責人開會，宣布將要召開八屆八中全會，全會議程有兩項：一是更改指標，二是路線問題。

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于1959年8月2日至16日舉行。出席會議的有中央委員75人，候補中央委員74人。中央有關部門和省市、自治區(qū)黨委的其他同志14人，列席了會議。會議的主題是反對“右傾機會主義”。

從8月3日至6日，全會連續(xù)舉行分組會議，分別對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人進行揭發(fā)批判。8月16日，全會舉行閉幕大會。會議通過了3個決議1個公報：《中國共產黨八屆八中全會關于以彭德懷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為保衛(wèi)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斗爭》的決議；《關于開展增產節(jié)約運動的決議》；《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公報》。此外，會議還通過了一個決定：《中國共產黨八屆八中全會關于撤銷黃克誠同志中央書記處書記的決定》。

1961年中共中央工作會議

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了工作會議。會議集中研究了調整國民經濟問題，著重討論農村工作，較好地解決了農村工作中的一些重要問題。會議修改并通過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制定了《關于改進商業(yè)工作的若干規(guī)定》等。

會議于6月12日上午結束。毛澤東發(fā)表講話，再次對1959年廬山會議后期“反右傾”斗爭擴大化作出反省。提出，廬山會議后被整錯的人都要平反。并要求把他的講話傳達到各省各地方。他認為“共產風”發(fā)生的原因：一是各級干部中許多人不懂得什么是社會主義；二是“五個大辦”（即大辦水利、大辦文教、大辦縣社企業(yè)、大辦養(yǎng)豬場、大辦交通）。“我們搞了十一年社會主義，現在要總結經驗。我們正處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對于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還有很大的盲目性，當前一件最為重要的事，就是全黨開展一個新的學習運動，重新教育干部。在座的都是先生，我們自己思想通了，就要以身作則教育干部，教育省一級、地一級、縣一級，首先要教育這三級干部。”毛澤東建議，下次中央工作會議到廬山去開，時間在8月。他說，今年這個廬山會議沒有1959年廬山會議那個急風暴雨了。他決定二上廬山，開一個心情舒暢的會。

1961年8月23日至9月16日，中共中央在廬山召開了工作會議。會議由毛澤東主持，討論了工業(yè)、糧食、財貿、教育等問題。

作為1961年北京工作會議的延續(xù)，此次會議繼續(xù)糾正“大躍進”以來中央與地方工作的嚴重失誤，采取果斷措施，制定工作條例。

會議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特別是1958年以來，工業(yè)企業(yè)管理工作中的經驗教訓，作出了系統的總結，提出了適合當時情況的工業(yè)企業(yè)管理的一些指導原則。會議制定了《關于當前工業(yè)問題的指示》，指出“所有工業(yè)部門，在今后七年內，都必須毫不動搖地切實地貫徹執(zhí)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在今后三年內，執(zhí)行這個方針必須以調整為中心”。會議討論通過了《國營工業(yè)企業(yè)工作條例》（又稱《工業(yè)七十條》）。9月16日，中共中央發(fā)出《關于討論和試行國營工業(yè)企業(yè)工作條例的指示》，各地開始試行。《國營工業(yè)企業(yè)工作條例》由鄧小平主持，李富春、薄一波具體組織制定的。條例明確規(guī)定了國營工業(yè)企業(yè)的性質和基本任務，系統地制定了國營工業(yè)企業(yè)管理的各項規(guī)章制度，提出了國營工業(yè)企業(yè)管理工作的一些指導原則。條例是當時整頓工業(yè)企業(yè)，改進和加強企業(yè)管理，貫徹“調整、鞏固、充實、提高”方針的一個重要文件，至今仍有重要借鑒作用。會議還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直屬高等學校暫行工作條例》(又稱《高教六十條》)，以及《關于輪訓干部的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直屬高等學校暫行工作條例》于9月15日中共中央發(fā)布試行。條例規(guī)定了高等學校的基本任務；正確執(zhí)行黨的知識分子政策，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知識分子；正確執(zhí)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提高學術水平；實行黨委領導下的以校長為首的校務委員會負責制等等。條例對于貫徹黨的教育方針，辦好社會主義的高等教育，促進高等教育事業(yè)的發(fā)展，具有重要意義。

會議期間，中央領導和與會同志先后到含鄱口、仙人洞、花徑等景點參觀游覽。9月9日，毛澤東欣然賦詩《為李進同志題所攝廬山仙人洞照》：

暮色蒼茫看勁松，亂云飛渡仍從容。

天生一個仙人洞，無限風光在險峰。

9月6日，葉劍英賦詩一首《五老峰》：

廬山云霧弄陰晴，伐木丁丁聽有聲。

五老峰頭偏向右，東方紅后見分明。

會議閉幕當天，毛澤東應邀書寫了李白《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一詩中的四句贈給廬山黨委：

登高壯觀天地間，大江茫茫去不還。

黃云萬里動風色，白波九道流雪山。

會議期間，與會同志還先后觀看了江西省贛劇團演出的贛劇《還魂記》、《西廂記》、《西域行》、《梁祝姻緣》、《拾玉鐲》和廬山京劇團的精彩演出。

1961年是國內經濟形勢十分嚴峻的歲月。中央工作會議在廬山召開，使一度忽視的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調查研究的優(yōu)良傳統得以回歸，管理工作開始邁入規(guī)范化、條理化的道路。

這次會議，對于國民經濟堅決貫徹“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起到了有力的推動作用，拉開了在此后三年中國經濟調整的序幕，使國民經濟和社會發(fā)展，走上了穩(wěn)定健康的軌道。

1970年中國共產黨第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

中國共產黨第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于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在廬山舉行。毛澤東主持會議。出席會議的中央委員155人，候補中央委員100人，列席會議9人。

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于1969年4月在北京召開以后，毛澤東考慮把工作重點放到政府工作方面。1970年3月，他提出召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等事宜，并提出不設國家主席的建議。中共中央決定在廬山召開黨的九屆二中全會。

九屆二中全會原定議程有兩項：一、討論和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改草案》，擬提交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二、討論國民經濟的年度計劃。

1970年8月19日，毛澤東第三次登上廬山。同日，周恩來第五次登廬山。林彪、陳伯達、葉群等于8月20日上廬山。8月22日下午，毛澤東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政治局常委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出席會議。這次政治局常委會議，主要討論和確定九屆二中全會的議程。

毛澤東認為，目前大家有興趣的問題是形勢問題，除了討論修改憲法、經濟計劃問題外,還應增加一個形勢問題。由此九屆二中全會議程為三項，并決定開幕式由毛澤東主持，周恩來講形勢問題，康生報告憲法修改草案。

8月23日下午3時，九屆二中全會在廬山人民劇院開幕。林彪搶先發(fā)言。他避開會議議程，不講形勢問題，而是極力闡發(fā)“天才論”，并主張設國家主席。

由于林彪在九屆二中全會開幕會上大談“天才論”，從而改變了九屆二中全會的議程和安排。8月24日上午大會聽林彪的講話錄音；下午，分組學習討論林彪的講話。

陳伯達、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等，分別在華北組、西南組、中南組、西北組會議上領先發(fā)言，同時宣講引用由陳伯達編選的“恩格斯、列寧、毛澤東關于稱天才的幾段語錄”，充分肯定和擁護林彪發(fā)表的講話，贊揚林彪的講話是非常好、非常重要、語重心長的講話；建議在新憲法中恢復“國家主席”一章。

毛澤東覺察到林彪的企圖，于8月25日主持召開了政治局常委會議，認為小組討論的問題，不符合全會原定的三項議程，并作出了三項指示：一、立即休會，停止討論林彪在開幕式上的講話；二、收回會議第六號簡報；三、不要揪人，要按“九大”精神團結起來。陳伯達在華北組的發(fā)言是違背“九大”方針的。

8月31日，毛澤東發(fā)表了《我的一點意見》，印發(fā)給參加九屆二中全會的代表,嚴厲批判和揭穿了陳伯達稱“天才”的騙局。

9月6日，九屆二中全會閉幕。閉幕會上，毛澤東就黨的路線教育問題、高級干部的學習問題、黨內外團結問題發(fā)表了重要講話。周恩來在發(fā)言中提出，全黨要好好學習毛主席《我的一點意見》。首先在中央委員會內部加強團結，要嚴于律己，寬于待人，但在大的原則問題上不能妥協，不能讓步。他要求革命、生產、戰(zhàn)備都不能松懈，要認真抓到底，為1971年開始的“四五”計劃打下良好的基礎。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宣布了對陳伯達進行審查的決定。全會批準了國務院《關于國家計劃會議和一九七〇年度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批準了中央軍委《關于加強戰(zhàn)備工作的報告》。全會基本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改草案》,并決定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建議在適當時候召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在九屆二中全會上,林彪推翻原定會議議程，采取利用設國家主席問題進行了突然襲擊。而毛澤東卻抓住陳伯達的問題，進行嚴厲地批判，從戰(zhàn)略上打亂了林彪的部署。會后，在全黨全國范圍內開展了“批陳整風運動”，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也受到批評。

1970年9月9日下午毛澤東離開廬山，數百名廬山各界群眾聞訊匯集在日照峰隧道口兩側路旁歡送。14時30時，毛澤東在日照峰廣場前下車，步行前往廣場，親切接見廬山軍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