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宏源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公共政策與創新所所長

眼下，全球碳排放正處于歷史最高水平。2021至2022年的全球碳排放已反彈超過2019年的2倍。2021年全球與能源相關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以及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的絕對增量均創歷史新高。世界氣象組織（WMO）最新科學評估，未來5年平均氣溫創新高的概率高達98%。氣候變化所帶來的影響不僅在于溫度上升，還在于代際不公平。相關研究表明，2020年出生的一代人與1960年代出生的人相比，一生中將面臨多7倍的極端高溫天氣、2.6倍以上的干旱、2.8倍以上的洪水。目前，全球80億人都處在氣候高脆弱的環境中。低碳轉型已成全球共識根據聯合國環境署與世界氣象組織的研究，人類應對氣候變化的窗口期正在關閉，當前的形勢非常嚴峻，加強全球治理變得無比重要。全球治理體系是一個多圈層、多主體的治理體系。目前，綠色低碳的轉型已成為最廣泛的全球共識，而維護以《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為核心的多層、多主體的治理體系也是當前全球治理的共識。當然，這其中也面臨著多重挑戰：第一，俄烏沖突引發國際局勢動蕩所造成的各要素間耦合，干擾全球治理進程。第二，圍繞綠色低碳技術的創新，大國之間的博弈日趨激烈，其中，關于新技術的創新、改進和部署，以及成本降低和技術擴散尤為重要。第三，隨著發達國家逆全球化與經濟民族主義發展，西方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綠色貿易打壓日益加劇，在可再生能源的技術創新、市場份額、供應鏈建設、第三方出口等方面的競爭愈演愈烈。在碳中和的整體目標下，全球治理進程已然啟動。一方面是氣候危機不斷加深，對人類社會的生活方式和經濟發展模式提出挑戰，使得“轉型”和“適應”成為氣候治理的核心議題；另一方面，地緣政治的不穩定性和經濟民族主義的上升導致各國沖突頻繁、分歧加深，基于大國共識的國際合作是應對氣候變化的必由之路。氣候治理議題不斷拓展應對氣候變化下的全球治理的議題還在不斷拓展。從1992年里約大會到1997年京都大會，發達國家作為溫室氣體的主要排放源，在全球氣候治理中居于中心地位。從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大會到2015年巴黎氣候大會，傳統的基于《京都議定書》和南北分野的“雙軌談判”模式逐漸發展成為“適用所有締約方的法律約束力的成果”，《巴黎協定》應運而生，并將自下而上的氣候治理新模式固定化，使全球責任共擔和自愿減排原則的結合成為“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和各自能力”原則的新內涵。發達國家和新興發展中大國均公布了本國的自主貢獻目標。《巴黎協定》突出的“自主貢獻”以及自下而上治理思路背后的網絡化治理模式，本身就體現了中美歐等大國的政治互信，以及在這一背景下對于次優氣候治理成果的追求。但是從全球氣候治理波動性發展來看，全球氣候治理是一個不斷演化的多中心多維度體系。其依托“公約+議定書+協定＋附件”的制度平臺，呈現出以美國為首的傘形集團國家、歐盟及成員國、“77國集團+中國”等競合態勢。在全球綠色經濟發展的情況下，美國等主要西方大國追求相對收益，通過與發展中國家的氣候博弈保持自身競爭優勢。而由于固有國情和歷史發展問題，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在責任分擔、資金技術援助等問題上始終存在較大分歧，南北矛盾日益凸顯。全球氣候變化是全人類的共同挑戰，全球氣候治理不斷發展，氣候治理機制不斷演進，氣候治理目標逐漸明晰，氣候治理制度規則不斷完善。與此同時，全球治理的路徑和方式也在不斷增多，各國之間也在持續通過國際談判、技術創新、信息共享、資金支持來共同應對全球氣候變化所帶來的挑戰，不斷加深全球治理，共同努力應對氣候變化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