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兩院院士、享譽世界的大科學家錢學森的一生追求的是八個字：“志在強國，心在富民”。他為“兩彈一星”、“載人航天”事業做出特殊貢獻，可謂志在強國；他用首創的知識密集型沙產業、草產業理論（以下簡稱沙草產業），推動西部大開發科學實施，幫助農牧民用科學技術脫貧致富，指明中國特色生態文明建設的必由之路，可謂心在富民。

一、換一種思維看沙漠和陽光資源，它就是無價之寶

錢學森院士在世界上最早提出：“用新的思維來對待沙漠，在廣闊的沙漠中建立起可產生上千億元產值的大事業。”（《紀念錢學森沙產業理論十周年文集》，中國科技出版社1995年版）錢學森院士說：“我對沙產業的認識，這要追溯到（20世紀）60年代初，我開始參加火箭、導彈發射試驗，發射場在內蒙古自治區巴丹吉林沙漠的西北——額濟納旗附近的戈壁。這是我第一次看到什么是戈壁。從前書本的知識使我覺得戈壁只是一片荒漠，什么也沒有，實際一看，則不是那樣。動植物很多，而且是在其它地方不易看到的。”（內蒙古沙產業草產業協會、西安交通大學現代技術研究院編《錢學森論沙產業、草產業、林產業》，西安交通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錢老說的發射場，在內蒙古額濟納河邊。額濟納河古稱弱水，是“居延府”所在地，唐代大詩人王維的千古名詩“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就創作于此。“長河”實指祁連山雪水融化形成的黑河下游之額濟納河。錢老說：“旁邊都是沙漠戈壁，我在工作的間隙中到處跑跑，發現原來我理解的沙漠戈壁概念不對”；“我就從這里得到啟發，覺得沙漠戈壁不是完全不毛之地，關鍵是我們要經營，用科學技術來經營管理。”（《錢學森論沙產業、草產業、林產業》）

20世紀80年代，錢老針對西方羅馬俱樂部學者“沙漠是地球的癌癥”的悲觀論調，指出：“對地理環境受人類活動而會惡化，人先是盲目的：水土流失、沙漠化……產生了，才有人敲了警鐘。但對此，又有人悲觀失望，如‘羅馬俱樂部’。這也不對，用科學技術，我們可以改造地理系統，使它更有利于人類社會的生態發展。”（《錢學森論沙產業、草產業、林產業》1989年10月9日），錢老在給中國科學院國家計劃委員會地理研究所牛文元先生的信中說：“對自然資源的開發利用是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一個重要問題，而且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對此也有一個根本區別：資本主義只顧追利；而社會主義要為人民長遠的幸福著想，要使資源永續。”（《錢學森論沙產業、草產業、林產業》）錢學森說：“沙產業就是在‘不毛之地’的戈壁沙漠上搞農業生產，充分利用戈壁灘上的日照和溫差等有利條件，推廣使用節水技術，搞知識密集型的現代化農產業，這是完全可能的。國際上以色列比我國西北地區的自然條件更惡劣，但他們在沙漠上開發了現代化的農業，且經濟效益十分可觀。我國甘肅省的張掖地區從1994年開始試搞沙產業，在實踐中創造了‘多采光、少用水、新技術、高效益’的沙產業技術路線，并取得很大成績，糧食自給有余，蔬菜瓜果東運銷售并出口，還帶動了一批加工企業的發展。由此我認為，在西部開發中，首先要轉變關于西部沙漠的思維定勢，看到沙漠上也有搞農業的有利條件。不僅是‘治理’，更重要的是‘開發’，將治理蘊含于開發之中，這就是我提出開發沙產業的指導思想。”（錢學森《西部開發要以農業為基礎》，刊于《國土經濟》2000年第4期1990年5月30日）。錢老在給有國際知名度的沙漠化防治專家劉恕先生的信中建議成立“沙產業學會或沙業學會”。任務是： “先造輿論，宣傳沙產業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重要性”； “討論我國沙產業的50年規劃”； “引起黨和國家的重視，就有可能把有關科學技術組織起來，成立沙業科學院，在國務院設‘沙業局’”； “最后在21世紀成立國家沙業部”。錢老講：“我這可能說到100年以后的事了，但事情總要有個開頭。”（《錢學森論沙產業、草產業、林產業》此前的1989年10月，錢老曾經請劉恕“把多年來為‘沙業’奮斗的體會寫成一篇建設社會主義中國沙業的論文”。指出：“您既有理論又有經驗”，“此事只有您能搞”；“這是社會主義建設的一件大事，讓沙漠為我們服務！”（《錢學森論沙產業、草產業、林產業》1991年3月11日），錢老在北京香山沙產業研討會上發表《沙產業大有可為》的講話強調：“召開沙產業研討會，在中國是第一次，在全世界也可能是第一次”；“我國的治沙事業是全世界領先的，為世人所稱道。我國現有的沙漠化土地大概6億畝，所以治沙、防沙、制止沙漠化工程也是沙產業的一部分”；“祝愿我們的沙產業研討會成為我國沙產業的開端。從已經有基礎的防沙、治沙、固沙事業開拓出去，再在生活設施條件較好的戈壁灘上，如人造衛星發射場附近，建立沙產業試驗站。這樣我想在21世紀，我們將在社會主義中國建立并發展中國的沙產業。”（《錢學森論沙產業、草產業、林產業》，西安交大出版社2009年版1994年9月），擔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的他，在政協常委會上進一步倡議：“在不少于100年的過程中改造利用沙漠，這就是沙產業的任務。”

錢老要求我們吸取西方“石油農業”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的教訓，下決心致力于陽光農業、循環經濟、綠色產業。錢老沙產業的五條衡量標準：一是看太陽能的轉化效益，二是看知識密集程度，三是看是否與市場接軌，四是看是否保護環境，五是看是否可持續發展。（葉永烈著《走近錢學森》，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西部民族地區的內蒙古自治區鄂爾多斯市，東北有庫布其沙漠，西南有毛烏素沙地。清代末年就因滿清政府簽訂辛丑條約，割地賠款，無節制地“開放蒙荒”，借此斂財，竭澤而漁而帶來自然災害頻仍。民間流傳著如下歌謠：“鄂爾多斯天盡頭，窮山禿而陡，四月柳條抽，一陣黃風不分昏與晝。”新中國建立以來，經歷了20世紀60年代“濫砍濫牧亂開荒”，70年代“沙進人退無躲藏”，80年代“人沙對峙互不讓”，90年代“人退（退耕還林、退牧還草）沙退變模樣”，世紀之交“產業鏈上做文章”的五個階段，摸索出了一條“綠化—轉化—產業化”的新路，引起錢老的重視和肯定。 2000年5月30日，錢老在給鄂爾多斯沙產業龍頭企業代表趙永亮和筆者的復信中說：“您二位5月20日給我的信和《關于內蒙古東達蒙古王集團在庫布其沙漠實施沙柳綜合利用產業化工程》的材料我都看到了，非常感謝！看了您們的材料，我認為內蒙古東達蒙古王集團是在從事一項偉大的事業——將林、草、沙三業結合起來，開創我國西北沙區21世紀的大農業！而且實現了農工貿一體化的產業鏈，達到沙漠增綠、農牧民增收、企業增效的良性循環。我向您們表示祝賀，并預祝您們今后取得更大的成就。”（北京大學現代科學與哲學研究中心編《錢學森與現代科學技術》，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據1980年8月和2008年8月）衛星圖片掃描監測顯示，鄂爾多斯市的沙漠化防治已出現了可喜的變化：1980年7月，鄂爾多斯市沙化面積占全市土地面積的75%；2008年7月，綠化面積已高達75%。累計轉移沙區農牧民40萬人，流入黃河泥沙減少3億噸，沙產業增加值達11.3億元，成了內蒙古沙草產業的試驗示范基地。2008年1月19日，胡錦濤總書記看望錢老時高興地說：“前不久，我到內蒙古自治區鄂爾多斯市考察，看到那里沙產業發展得很好。沙生植物的加工搞起來了，生態正在得到恢復，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明顯提高。錢老，您的設想正在鄂爾多斯變成現實。”（《深情的關懷，傾心的交談——胡錦濤總書記看望著名科學家錢學森，吳文俊紀實》，《人民日報》2008年1月20日第一版）

1994年，根據錢學森的沙產業設想，中國科協、林業部和甘肅省人民政府選擇了武威、張掖等地建立試驗點和示范基地。多年來，張掖和武威致力于發展沙產業、陽光產業和節水農業，已取得了顯著成就。1995年11月30日，甘肅在河西走廊召開沙產業開發工作會議，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甘肅省委老領導宋平同志應邀出席并講話。他明確指出：“甘肅要脫貧，要縮小東西部的差距，發展農業型的沙產業是一條好路子。因為這里發展沙產業的條件比較好，所以我們要堅決走這條路子。”（劉恕，《解讀沙產業》，科學普及出版社2009年版）《甘肅日報》12月2日發表評論員文章強調：“沙產業開發在我省有著巨大的潛力和廣闊的前景。”2000年6月，甘肅武威召開第二次沙產業會議，宋平同志又作重要講話，進一步統一了干部群眾的認識，使全省沙產業進入了持續、良性發展的新階段。錢學森為此很欣慰，贊揚甘肅“沙產業的會開得很成功，可喜可慶！這里宋老起了很大作用！”（《錢學森論沙產業、草產業、林產業》，西安交大出版社2009年版）

在錢學森院士的指導和宋平同志及甘肅省委政府的大力推動下，我國沙產業理論由科學的戰略構想步入了初具規模的群眾實踐。1995年，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溫家寶在劉恕先生的專題報告上批示：“錢學森同志和宋平同志提出，在我國西部戈壁沙漠地區發展沙產業，這些重要的理論和意見值得重視。一些地區的成功實踐充分說明，辦好這件事不僅有經濟意義，而且有社會和生態意義。”（《政協經濟論壇》2009年第一、二期合刊《溫家寶總理關于沙產業的批示》）1998年3月18日，錢老寫信給甘肅沙產業試點張掖地區的書記馬西林，肯定沙產業在張掖的發展意義重大，標志著“沙產業在中國開了個好頭。”（劉恕等編，《促進沙產業發展基金1994—2004》，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2005年版）

二、中國的沙產業，“甘肅省早，內蒙古好”，都堅持了“治沙和致富結合”的雙贏目標

1984年5月下旬，時任《內蒙古日報》科學副刊責任編輯的筆者，向錢學森院士發出一封約稿信，請他百忙抽暇，給邊疆黨報的科學園地“播點科學的種子”。令人喜出望外的是，剛過半個月，一封落款“國防科學技術工業委員會錢學森”的掛號信遞到了編輯部。拂展素箋，老科學家蒼勁俊逸的手跡赫然入目：“五月二十五日信收到，遵囑寫了一篇短文《草原、草業和新技術革命》，現寄上，請審閱。此致敬禮！”“時間：一九八四年六月八日”。錢老專門分析了內蒙古自治區的草場資源，細心研究了當時內蒙古黨委書記周惠同志發表在《紅旗》雜志上的有關文章，結合利用世界新技術革命的機會，給內蒙古提出了“帶頭搞好草業系統工程”的戰略建議。

錢老親切指出，內蒙古自治區有13億畝草原，如果“下決心抓草業”，“可是件大事”。因為“農田少，大約才7千萬畝，而草原面積卻是農田面積的18倍還多，所以草業的產值完全可以大大超出農業的產值。一旦內蒙古帶好這個頭，全國草原利用好了，草業興旺發達起來，它對國家的貢獻不會小于農業。”錢老詳細論證了草產業不被重視的歷史原因，勾畫出了如何用現代科學技術發展草產業的新食物鏈、新結構圖，包括從精心種草、飼料加工、工廠化飼養、畜產品綜合加工，到利用畜糞種蘑菇、養蚯蚓、沼氣發電、殘渣養魚、廢液還田；從草業綜合基地、定居點、現代化草業新村（即小城鎮），到旗縣經濟、通訊電視、政治文化、教育中心，進而提出了內蒙古自治區草原建設的新理論和新模式——利用系統工程的方法，研究并創立中國式的現代化草業和草業系統工程。這篇專論1984年6月28日在《內蒙古日報》登出后，《人民日報》1985年3月7日全文轉載。內蒙古黨委周惠書記不但高度重視，責成內蒙古科協組織知名專家座談討論；而且要求內蒙古日報社寫信敬請錢老把創新理論“展開談談”，以便決策層學習研究，指導工作。錢老欣然應允，于1984年7月7日寄來了他放眼第六次產業革命的治國方略《創建農業型的知識密集產業——農業、林業、草業、海業和沙業》，為內蒙古自治區在全國率先實施“草畜雙承包”，解放牧區生產力提供了理論指導和科學依據。（田聰明《深切緬懷中國“沙草產業之父”——寫在錢學森誕辰百年之際》，《西部大開發》2011年第6期 ）

1984年12月23日，錢老應中國農科院盧良恕院長之邀，在中國農科院第二屆學術委員會上做了題為《第六次產業革命和農業科學技術》的報告，指出“第六次產業革命就是農業型的知識密集產業，包括農產業、林產業、草產業、海產業、沙產業等五項新型產業”。為了用高科技的現代農業代替傳統的春種秋收自然經濟，用“食品”的概念代替單一糧食的概念，用“民以食為天”代替單一的“以糧為綱”，錢老提出把城鄉一體、農牧結合，宜農則農、宜牧則牧，因地制宜、優化結構，作為社會主義“草業新村”的奮斗目標。錢老強調，“我說的草業不僅是畜牧業”，要“突破傳統放牧的方式”，走出重畜輕草、重數量輕質量的誤區，認清“這個草產業要最有效地把草原、草地、草灘上的太陽光能，首先通過植物，然后動物，再加水資源、能源及其他化工業材料的投入，最后產出的是直接上市零售的商品。所以是‘草業’加‘深度加工業’”。錢老說：“現在中央很擔心，我們老吃糧食是不行的。在我國草原上每年可能獲取幾千萬噸的牛、羊肉和大量的乳品，我國人民的食物構成也將改觀。”（王明昶主編《草業系統工程應用與研究》，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錢老告訴他的兒子錢永剛教授，知識密集型的草產業就是草原文化的現代化。歷史上北方少數民族創造的“因牧而興、以綠為榮”的草原文化是中國特色草產業的文化根基。1985年4月，錢老在中國草業問題研討會上發表了《中國草業產業》的講話，闡述了他對“一代天驕”成吉思汗的誕生地內蒙古大草原沒有成為我國經濟新優勢的思考，深刻分析了我國“草原亮出黃牌”和草業不被重視的原因及后果。他引用了內蒙古自治區領導同志周惠發表在《紅旗》雜志1984年第10期的文章《談談固定草原使用權的意義》中的一組統計數字：“在內蒙古自治區，共有13億畝草原，1947年到1983年這37年里，畜牧累計產值100多億元，折合每畝草原年產值才0.2元多。”錢老說：“這的確比每畝農田的年產值小得多，只有個零頭。但這是人為因素造成的。”錢老痛感建國以來執行“重糧輕草”政策、一味強調“以糧為綱”的輿論導向有偏頗。他生氣地說：“看不到現代科學技術的強大威力，草原就不能進入良性循環嗎？”（劉恕、涂元季《錢學森論第六次產業革命通信集》，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

為了推動內蒙古自治區在草產業發展上走進全國前列，1984年以來，錢老多次通過書信指導內蒙古抓好“建設試點”，認為“先從奶、肉、毛、絨四個類型做起很好”。2003年1月2日，胡錦濤總書記視察內蒙古蒙牛乳業集團的通遼分部，聽完牛根生同志的匯報，并深入了解當地農民對龍頭企業的反映后高興地說：“內蒙古有13億畝草場，中國人均1畝；河套平原、西遼平原各擁有800萬畝水澆地，退耕還草；這既有資源優勢，又有市場需求，還有這樣的龍頭企業，何愁不能早日達小康！”（《錢學森系統科學思想研究》，上海交大出版社2007年版）錢學森辦公室的同志說，從蒙牛乳業集團給航天員楊利偉提供專用奶，到伊利乳業集團爭當2008年國際奧運會贊助商；從“鄂爾多斯羊絨衫溫暖全世界”的廣告到“有太陽的地方就有小肥羊”的自白，內蒙古抓住機遇、做大做強草產業的信息讓錢老很欣慰。《中國沙產業》一書作者，中國防沙治沙暨沙業學會秘書長朱俊鳳教授接受中央電視臺記者采訪時說：“中國沙產業，甘肅省早，內蒙古好。綠色不是句號。綠起來、活起來、富起來才是目標。”

三、“變食物鏈為產業鏈”的綠色戰略創新系統，活力依靠高科技、可持續

我們在學習錢老沙草產業理論時注意到，錢老在強調沙、草產業發展時，常常提醒打破條塊分割，克服部門壁壘。要求草產業、林產業、沙產業“三業結合”。為什么？因為林、草、沙三者不是各自孤立的“線”，而是相互依存的“體”。沙地是共同的載體和平臺，如種出草并加工，延伸的就是草產業鏈；如長出樹，延伸的就是林產業鏈。因此，“林、草、沙三業結合”才是科學發展觀。

錢學森晚年，婉拒了諸多團體、學會的榮譽頭銜，但在2002年內蒙古沙產業、草產業協會成立時，他破格、破例擔任了協會“名譽顧問”。2002年12月，錢老派學術秘書涂元季將軍冒雪參加成立大會，當眾宣讀署名賀信：“喜聞內蒙古沙產業草產業協會成立。我認為，這是內蒙古自治區貫徹十六大精神，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一項重大舉措。對此，我表示熱烈祝賀！江澤民同志在十六大報告中講到西部大開發問題時提出：‘積極發展有特色的優勢產業’，內蒙古的優勢產業是什么？我認為就是沙產業和草產業。這是內蒙古新的經濟增長點。只要內蒙古的同志緊緊抓住了這兩大產業，真正建成知識密集型的沙產業和草產業，內蒙古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就會邁上一個新的臺階，內蒙古的生態環境也會得到改善。”（郝誠之《對錢學森沙產業、草產業理論的經濟學思考》，《瀚海憑欄》，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004年12月25日，錢老在北京家中接見內蒙古沙產業草產業協會蒙古族會長、全國政協十屆常委兼民族宗教委員會副主任夏日同志。當面聽取匯報，熱情肯定成績，鼓勵再接再厲。2008年5月26日，內蒙古沙產業、草產業協會和自治區林業廳聯合舉辦“落實胡錦濤總書記談話精神，科學發展內蒙古沙產業專家座談會”，錢老接到邀請函，親派兒子錢永剛專程赴會，給內蒙古黨委副書記、自治區代主席巴特爾捎了如下一段語重心長的話：“內蒙古各民族人民過去在‘兩彈一星’事業上做出了貢獻，現在又在沙產業和草產業上給全國帶了個好頭、做出了榜樣。我希望他們在沙產業和草產業上繼續做貢獻，并把沙產業、草產業推向全國去！”（夏日、郝誠之《錢學森沙產業理論與西部生態文明建設》，《政協經濟論壇》2008年第一、二期合刊）

內蒙古自治區把錢老的創新理論與自治區的重大科學決策緊密結合，已做到了十個“全國率先”。一、率先與新華網合作，注冊并開通了“中國沙產業、草產業網”；二、率先把“大力發展沙產業、草產業”寫進“十一五”、“十二五”規劃、自治區政府工作報告和黨委工作報告；三、率先出臺《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關于加快發展沙產業的若干意見》（內政發〔2010〕123號文件）；四、率先通過“庫布其國際沙漠論壇”總結并向世界宣傳《錢學森沙產業理論與鄂爾多斯雙贏模式》；五、率先編印出版《沙產業、草產業、林產業理論實踐叢書》（一套三本）；六、率先舉辦《錢學森與內蒙古沙產業、草產業圖片展》；七、率先與中央電視臺聯合攝制播出我國第一部集中反映錢學森沙產業理論與西部沙產業成就的五集專題紀實片《沙變》；八、率先與西安交通大學先進技術研究院合作出版《第六次產業革命思想探微叢書》（計劃5本，2009年已出第一本《錢學森論沙產業、草產業、林產業》）；九、率先編纂中國第一部真實反映錢老沙產業理論成果和實踐成果的《內蒙古沙漠志》；十、率先在內蒙古大學創建中國沙草產業研究中心。（郝誠之《志在強國，心在富民》，《內蒙古工作》2010年第2期）

1990年4月12日，中國工程院院士任繼周給錢老寄了“籌辦甘肅農大草業學院，……在一定程度上使組織上成為一個實體”的《草業發展規劃》，錢老說對此“最感興趣”。因為“令人發愁的是上面忙于燃眉之急，草業、草產業上不了議事日程！無可奈何。”（《錢學森論沙產業、草產業、林產業》，西安交大出版社2009年版）

2009年12月31日，錢永剛教授在內蒙古大學“中國沙草產業研究中心”成立大會的講話中說：“半個世紀以來，我父親與內蒙古這片神奇的土地延續著不盡的情緣”；“我父親在晚年為治沙、富民投入了他最后的心血。他躺在病床上，一如既往地關心著沙產業草產業的發展。今天，內蒙古大學在全國率先成立了專門的沙產業、草產業研究中心，又為全國帶了一個好頭。我希望中心成立以后，能夠引導內蒙古乃至中國西部地區的沙產業、草產業更好更快的發展。”

為了給西部培養沙產業專門人才，1994年9月27日，錢老采納成立“促進沙產業發展基金籌備組”的建議，1993年印尼華僑捐的30萬元和自己所獲的“何梁何利獎金”100萬港幣作為中國科學技術發展基金會促進發展沙產業基金。據《人民政協報》2001年4月13日頭版報道《錢學森沙產業獎學金在西北院校成立》，已在內蒙古自治區、寧夏回族自治區和甘肅的著名農業院校，設立了“錢學森沙產業獎學金班”，以資助西部貧困地區學子從事沙產業相關專業的學習。（《錢學森與內蒙古沙產業、草產業圖片展》2007年影印本）（作者系內蒙古沙產業、草產業協會秘書長）

1991年1月，錢老在給中國農科院草原研究所王明昶研究員的信中強調：“草業科學將與農業科學、林業科學并列。現有中國農業科學院、中國林業科學院，將來21世紀不該有中國草業科學院嗎？該考慮草業科學的結構體系。”（《錢學森論沙產業、草產業、林產業》，西安交大出版社2009年版）現在我國高等院校的“草業科學”就是按照錢學森院士“知識密集型草產業”的思想建立起來的。1999年，國家大幅度調整學科學院，把原有的500多個學科減少到250個，而“草業科學”不僅保留，而且從原來的二級學科上升到一級學科。這個學科在英文中沒有相當的詞，錢老從拉丁文中給出了定名：Pratacullure Science。當我國以此為名的刊物出版后，立即被收入了國際權威的CBA檢索系統。（錢曉鳴、朱悅華《告訴你一個創造財富的錢學森》，《九十華誕錢學森》，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沙草產業理論創建的27年，是西部舊貌換新顏的27年。河西走廊，涌現新型產業鏈；大漠腹地，升起綠色蘑菇云。2009年秋，國家科技部、內蒙古鄂爾多斯市政府和億利資源集團主辦的第二屆庫布其國際沙漠論壇及中國第二屆沙產業博覽會陸續在內蒙古召開。十幾位中國高官、幾十位國際友人、幾百位專家學者和企業家回顧交流和探討人類防治利用荒漠化的途徑，對錢學森沙草產業理論和實踐成果交口稱贊。2010年9月21日，上海世博會舉行內蒙古“奈曼日”活動，高層訪談主題就是發展沙產業，遏制荒漠化。聯合國國際信息發展組織羅馬總部干事長丹尼爾·巴瑞奧先生說：“奈曼人在用沙治沙上給全球樹立了一個很好的榜樣。”（《內蒙古日報》2010年10月9日第3版《借助世博大舞臺尋求發展新契機》）2010年12月，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下發了《關于加快發展沙產業的若干意見》（內政發〔2010〕123號），國家林業局下發了《關于進一步加快發展沙產業的意見》（林沙發〔2010〕278號）。2011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在給“2011庫布其國際沙漠論壇”的賀信中要求：“深入研究荒漠化防治新技術，積極探索沙產業發展新模式”，國務委員劉延東在論壇開幕式講話，呼吁“加強沙產業的國際合作”。2011年8月，在內蒙古鄂爾多斯市先后召開了“紀念錢學森誕辰百年與胡錦濤總書記沙產業重要談話發表三周年理論研討會”和“中國沙產業理論研討會”，國內知名專家劉恕、高德占、李毓堂、蔡延松、夏日、魏萬進、秦升益、謝聯輝、冷德熙等一致認為，聚焦沙產業，就是應對荒漠化，為世界找生路，為人類謀未來。（《中國綠色時報》2011年8月11日、8月12日，《科技日報》2011年8月11日第8版）

四、中國科學家送給人類的禮品：發展沙產業，應對荒漠化

錢學森1998年8月11日給劉恕先生的信中說：“沙產業的一套做法實際是高科技農業生產的試驗，它現在已經在社會主義中國的沙漠化地區取得成功”；“沙產業實際上是未來農業，高科技農業，服務于未來世界的農業！”（《武威沙產業館巡覽》，甘肅人民美術出版社2006年版）

我們高興地看到，錢學森院士以沙草產業理論為代表的沙漠觀、草原觀、生態觀、發展觀，從1984年提出，到22年后的2006年，得到了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的回應。在對沙漠認識進一步深化的基礎上，中外專家對沙區治理、開發、利用及涉及經濟、社會、環境、人口等諸多問題達成了共識。2006年，聯合國《全球沙漠展望報告》指出，過去人們單純認為“沙漠是貧瘠荒地”的觀點是錯誤的。沙漠以其特有的生物多樣性、潛在的經濟價值和豐富的文化內涵在第35個世界環境日成為人們矚目的中心。主持此項工作的UNEP副執行主任卡卡海爾先生說：“沙漠使創造新經濟和提供新生計成為可能。環境不再是一種奢侈品而是戰勝貧困的因素，是實現各國之間業已達成的發展目標的關鍵因素。”他認為，在沙漠發展水產業（即錢老所說的海產業），利用適于干旱地區生存的動植物開發新型藥物、草藥和工業品（即錢老所說的沙產業、草產業），已經成為人們日益增長的興趣所在。沙漠光熱資源得天獨厚，“如果沙漠蘊藏的巨大太陽能，被合理有效地用于生產動力，那么未來的世界也許是一個無需化石燃料的世界”。該報告強調，全球沙漠地區應該探尋環保與發展雙贏的新思路。目前的沙漠發展和保護已深受缺乏預見和項目難協調之苦。建議人們確立一個新的、更平衡的目標。“這種遠見會使政府和民間團體尊重沙漠及當地居民的可持續性的福祉，又支持用長期的規劃來指導沙漠科學發展”。報告指出，這一規劃是基于對這些獨特環境的限制因素而制定的，會利用市場導向促進沙漠經濟協調發展，會尊重傳統的生活方式，也會保護濕地、綠洲、沙漠、山脈和其他的環境。該報告認為“人們能夠，而且也應該下決心不要改變沙漠，而是與其共存，并為人類未來保護沙漠”。（《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研究報告提出：靠沙漠創造新經濟》，《政協經濟論壇》2007年第1期）

來源：中國論文網